读《中国不高兴》与《少年中国》有感 案头这书读到最后一页己是深夜，虽卧案多时，却毫无倦意。书中的文字与思考，让我想起了一位哲人说过的话：多变的历史也许不会为青年准备未来，但却为未来准备了青年！这部书的书名为《少年中国》，作者是1983年出生的姚遥。也许是标准的“80后”的原故，所以此书还多了一个副题——《“鸟巢一代”解读2008年中国与世界》。

为什么“80后”自称或被称为“鸟巢一代”呢？

诚然，作为单独的个人，人们可以因为参与、制造甚至炒作某件事情而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诸如英雄之义举、枭雄之恶行等等。但是，作为一代人要想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则必须是一代人的主体做出了某种目标基本一致的群体行动方才可能。在过去的2008年，在中国人经历和体验了过多的大悲大喜之后，似乎突然“发现”了一代被称为“80后”的年轻人，“发现”他们已经在人们并不觉察中走上了中国社会的大舞台，“发现”他们正在以自己的感觉、声音、情绪、语言、格调、素养、行为、判断与思考影响着周围的世界。

的确，2008年中国的悲喜给了“80后”以展示能力、施放能量的机会。他们在四川大地震中所表现的奋不顾身和在北京奥运会与残奥会中挥洒的热情，感动了公众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世界。他们可能是穿着迷彩的战士，可能是一身素裹的医护人员，可能是无偿献血的打工妹打工仔，可能是报道奥运圣火传递登上珠峰的记者，可能是因为护送火炬而跌倒在巴黎街头的职工，可能是运动场上的啦啦队员，也可能是伴着残障人攀上长城的志愿者。由此，这个漾溢着青春光彩的群体便得到了一个虽然有点语焉不祥但又颇为灵动的名字——“鸟巢一代”：一群要飞的青年，一群心灵已经开始自我放飞的人！

当然，不健忘的人也会记得，正是如今这被称为“鸟巢一代”的某些成员，在不久前还因为行为的乖戾、道德的失范被舆论称为“迷茫的一代”。特别是他们中的某些人在网络上对人对事的种种怪论，甚至是肆无忌惮的恶语相加，也曾让不少人为之担忧，担心这些举动和意识“是否已经突破了正常社会的道德底线”，“是否出现了一批‘网络暴民’？”

正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印像造成了人们对80后们社会形象的难以判断。但也正是这种难以判断又引出了人们探究的兴趣，引发了人们希望了解80后们内心世界的强烈期待。姚遥的《少年中国》的问世可谓正逢期时，它恰恰可以成为我们得以真实感受80后的思想、情感与精神的一个透亮的窗口。

经验表明，我们在探究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时可以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可以通过他（或她）的自然属性，通过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直达其内心涌动的欲望。另一种则是可以通过观察他（或她）的社会属性，来剖析其内心的喜怒哀乐惊恐悲愁。《少年中国》属于后者，它不是一部以80后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著作，而是通过铺展中国80后对中国与世界的认识和感知，让我们得以立体、形象、多维全息地了解他们的，触摸他们的血脉，感受他们砰然跳动的心。

也许是那本叫做《××不高兴》的书引发了我的担心和异想，使我在读《少年中国》时，十分注意这位年轻作者对所谓“东西方文明冲突”的看法。凭心而论，我对2008年出现的西方某些政治势力和媒体对中国的恶劣言论、粗蛮举动，十分气愤。为此，我亦专文称赞扬国威护国旗的海外华人及职工是“远离国土的精神国旗”。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审视，我真的不希望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伟大民族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心依然被偏执所裹挟；不希望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又把青年引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旧巢之中；不希望在“五四”运动发生迄今已九十年的今天，我们还在中西学的“体用之争”中踽踽而行；不希望因为眼前这场源自西方的金融海啸，而忘记了中国自已曾有的落后，动摇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决心；更不希望在世界上多种文明相互补充、相互认同、相互对话、相互学习的今天，再从“左”或从右的角度，打起“文明冲突”的招魂幡，祭奠民族对立与仇杀的亡灵。当我们在正确无误地指出一些人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同时，我们自己是否也应该反躬自问，我们是否也存在着某种僵硬、机械的思维定势呢？

上世纪中有一部风弥全国的动画电影叫《没头脑与不高兴》。我想在对待一切有关西方的问题上都用得上这个片名，即可以“不高兴”，但不能“没头脑”。令人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少年中国》的作者并没有陷入这种因激愤而导致误入的思维逻辑之中。

书作者首先认真分析了西方国家某些政治势力和西方媒体之所以对中国抱有疑惧、敌视态度的几大原因：利益受损的国际集团“造就”了一股“逢中就反”的反华势力；中国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使“中国威胁”论掩盖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把矛头对准中国；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念、十九世纪的“黄祸论”和二十世纪的“冷战”遗毒在西方公众和传媒中长期存在，甚至得以固化；西方媒体为追逐市场效益，对新闻事件的负面捕捉，凸现了所谓西方“批评文化”的特点。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威胁论及其变种总是时涨时消、或明或暗、时隐时现，拉扯着中国人的神经、牵动着中国人的情绪。面对这种客观存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书作者给予了非常客观的回答：“中国自古就流传着一句富有哲理的谚语：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反映出人性当中对于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坏消息更加感兴趣，对好消息持相对冷漠的态度。”这种人际现象同样出现在大众传播。“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改革日益深入的转型时期，一些逐渐突显的结构性矛盾使得中国社会短期内无法消除所有的问题和弊端。境外媒件对于中国负面事件的关注不会停止。对此，我们不必过于在意，眼下需要我们花心思的，是如何推动改革址改进我们自己的问题。”作者为此举了一个生动例子：中国三鹿“毒奶粉”事件出现后，国际反响坏且大。一个美国众议员告诉当时正在美访问的书作者，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商品在国际上的口碑也曾经非常恶劣，但到了80年代这种大规模的负面报道却几乎销声匿迹。当问到其中奥秘时，这个议员只是耸耸肩道：“很简单，他们的产品质量提高了！”

《少年中国》一书在承认“国际社会中的反华势力的确存在”“西方国家某些政治派别对社会主义中国依然充满着敌意”的同时，也对中国公众的某些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善意的劝诫。作者写道，“今日的中国与西方，究竟是在彼此交锋，还是在相互交融，抑或是在你来我往中进行着复杂双向的交流与互动？或许，我们应该用更加全面、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来加以审视。”其实，对于作者想要说清的这层含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就不止一次地加以阐明：中国改革与开放是一致的、同步的，没有开放就谈不上改革。他的这种理念使他把个人也融入了国际社会，并宣布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成为“世界公民”。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的博鳌讲演中也鲜明地表示，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进步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有一句老话说：偏见比错误离真理更远。这话用在中西关系上同样适用。近百年来在人们对文明的优劣、差异进行的无数次无聊的争辩中，我们很少能感到真理光芒的温暖抚慰，收获的却往往是偏见的尖刻与冰凉。而所有偏见的背后并不是炽热的爱和自信，而是一种对本民族文化与文明前途的极度悲观和缺少信心。诅骂别人护卫偏见，其实就是护卫着一种不愿承认的怯懦与失望。西方人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是这样，某些中国人的动辄“不高兴”恐怕也是这样。

《少年中国》所以让人高兴，是因为在这本由真正的80后作者写的书中，我们看到的是没有偏见的自信。正是这种自信，书中才会有了这样激情的咏叹——“纵使复杂的国际社会始终都是暗云密布，纵使人类利益和思想的矛盾永远找不到彻底调和的一天，纵使隔三差五总对中国说三道四的国际媒体真如洪水猛兽一般不近人情，作为有着5000年历史文明传统、历经坎坷沧桑终于找到现代化复兴之路的大国，我们也应该尝试着去学习如何‘与狮子拥抱’，如何在逆境中发展、壮大、成熟。”

这些话说得很大气，既没有偏执者的狂躁，也没有那种被娇惯坏了的小男人的哼唧。这些话能代表80后吗？如果能，那么我敢说，这些“我的青春我作主”的新一代青年就是未来中国的最好准备。

摘自凤凰网读书http://book.ifeng.com/psl/dzsp/200904/0422_3553_1120132.shtml ，本网站对标题有改动，原题为：可以“不高兴”，不能“没头脑” －－读《中国不高兴》与《少年中国》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