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文集新闻作品选》我喜欢。这是一部鲜活生动的历史记录，一本多彩多姿的新闻范文，好看，耐看，越看越有味道，令我赞叹不已。
我在想，作者为什么能够写出这样精妙的文章，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一是生活根底深固。范敬宜在1951年大学毕业后，怀着做个“魏巍式”的新闻工作者的梦想，从大上海来到“白山黑水”之间，成为一名《东北日报》的助理编辑，不料一场“反右”斗争，把他错划为“右派”，前后经历了20年的厄运。“文革”中，他在辽宁省贫困山区度过了近10年的艰难岁月，当过3年名副其实的生产队的社员，当过县农业办公室的干事，跑遍了全县20多个公社、300多个生产大队的山山水水。正是这20年的基层生活，使他这个从象牙塔里摔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心同农民紧紧地贴在了一起，懂得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民情。当他在新时期重返新闻工作岗位的时候，才能够怀着高度的责任感，讲真话，讲实话，实事求是地反映实际情况，写出《分清主流和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那样轰动全国的述评，不同凡响地敲响了他在新时期新闻工作的开台锣鼓。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写出《“指挥不灵” 还是“指挥不当”》、《“方向”辨》、《“回头路”辨》等那么多鲜活的评论；把那么多原汁原味的采访，如《要知政策好，穷乡问父老》、《村头一席肺腑话》、《老农炕头话政策》等精彩的篇章送给读者，并从“源头活水”发现新闻，从看来似乎没有新闻的地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出农村的深刻变化。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在《经济日报》提出经济报道要和中央精神贴得近些更近些，同实际工作贴得近些更近些，同群众脉搏贴得近些更近些的“三贴近”主张，并要求把这个指导思想落实到写作实践中去，他本人也亲自动手示范，写下了上百万字的新闻报道。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从一些普普通通的劳动者身上，如“的哥”、修车师傅、理发师傅、农村老师等等，捕捉到别人难以获得的材料，写出有影响的奇思妙文。20年的逆境，对他无疑是一场灾难，但也是一种偏得，使他的根深深地扎在了最底层的老百姓之中，扎在了中国的土地之上。
二是学养丰厚。这是他又一个与众不同、众所难及的过人之处。他是范仲淹的嫡系子孙，母亲诗词绝佳，受家庭耳濡目染，自幼博览群书，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有名的才子，国学根基深厚，为他日后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季羡林先生称赞他不仅是一位中国古代称之为“三绝”的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而且还有胜于古代“三绝”之处，精通西方文化，为古人难望其项背，可以称之为“四绝”。当“反右”的狂风暴雨降临到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的头上的时候，他也不是没有悲愤、沮丧、绝望过，也‘曾怆然而涕下，是《岳阳楼记》给了他自我振作的力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借松言志，写下一首《满江红》：“巨掌空，高山顶，巍然挺立。倚岩，根深叶茂，虬枝似戟。爱共寒梅作诤友，羞与艳李争颜色。擎亭亭一伞好凉荫，护征客。 雨露恩，常沾泽；向阳心，坚如铁。喜此身终异樗材蒲质。啮雪餐风曾经惯，粉身碎骨又何惜？看人间广厦万千间，腰甘折！”诗、书、画的艺术修养，教会他怎样认识复杂多采的世界，学会如何运用辨证的思维、灵活的方法去处理和解决各种复杂的矛盾。他说：“在生活中，办事情、做文章只讲其一不讲其二的‘死心眼’实在不胜枚举。比如，在处理矛盾时经常是讲刚多、讲柔少，讲进多、讲退少，讲快多、讲缓少，讲行多、讲止少，讲热多、讲冷少，讲直多、讲曲少，讲‘浓墨重彩’多、讲‘轻描淡写’少，讲‘大弦嘈嘈’多、讲‘小弦切切’少，等等，这种单一的思维方法，往往是造成工作失误的重要原因。”他的许多作品，渗透着浓厚的文化气息，真实、真切、朴素、亲和，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张弛有致，妙手天成，给人以美的享受，很有信服力和感染力。
三是锐意进取。在本书的扉页上有一首作者36年前在谪居辽西山村时写下的一首诗：“一囊诗梦一囊书，锐气纵横未见输。奉命文章甘画策，照人肝胆自张舒。半生形迹非耶是？久别朋俦亲亦疏。越陌度阡终不倦，人间何处非征途！”可谓豪气万丈。“锐气纵横未见输”，“人间何处非征途”，贯穿了他的一生，体现在他为人、做事、著文的方方面面。在被错划为“右派”，在被剥夺发稿权的情况下，他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不能用真名发表，就用化名或他人的名字发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发生重大转折，他的命运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他更加珍惜时代赋予的宝贵机遇，忘我拼搏，锐意创新，不知疲倦，大显身手。不论任《经济日报》总编辑，还是后来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他都不只是一个“出主意、用干部”的领导，而是一个又采、又写、又编的总编辑，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实干家。十三大期间，他既当代表又当记者，一身二任，开辟专栏“十三大手记“，随后又开辟专栏“十四大手记”、“‘两会’漫笔”，一天一篇，用散文、随笔的形式报道庄严的会议，打破了传统会议新闻报道老一套写作模式，向读者带来了大量鲜活的有价值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见解、新建议。在《人民日报》，党报的改进与创新成为他关注的焦点，文风的改进成为他的首选。他仍旧亲自参加采、编、写的具体实践。他始终认定，一个总编辑如果脱离了这样的具体实践，是既出不好“大主意”，也拿不出“好点子”的。他“忙里偷闲”，“见缝插针”，‘从评论、消息、通讯、随笔、散记到编者按、编后，什么都写，总量比在《经济日报》时还要多。他力求在改进党报的文风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带头写短新闻，继续追求新闻工作中的文化味。在《人民日报》的五年中，他从各个面对新闻宣传的改革进行了探索和试验，直到离任仍“兴犹未尽”。党报的改进，尤其是文风的改进，仍然是亟待人们着力去下好的一盘棋。
范敬宜同志在为穆青同志所著《十个共产党员》一书写的序言《穆青的幸福》一文中称穆青同志是一位“幸福的新闻工作者”。范敬宜同志同样也是这样的人。一个经过20年的磨难，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永远热爱他们，没有忘记他们，永远同他们站在一起的人；一个精通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诗、书、画造诣极深，被誉为“四绝”的人；一个“锐气纵横未见输”，“人间何处非征途”，始终积极进取，勇于探索和创造的人；一个在大逆大顺的环境下都能战胜自我，既不消沉，也无怨恨，没有官瘾，不为财迷，一心只为实现心中“新闻工作的梦”，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人，这样的人，的确是幸福的。能够进入这样的境界，享受到这种幸福的人，是不多的，是很不容易的，非常难得的。
（作者郝怀明为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员，转自《解放日报》5月25日第22版。该文同时发表于《新闻战线》2009第6期 P6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