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秘书把一个国际邮包放到我的桌上。我用剪子剪开，发现是年近九旬的老人西蒙.托平从纽约寄给我的他刚刚出版的新著《来自冷战的前线——一个美国记者的日记》。

在书的序言，托平写道："1949年1月，我冒险跨过国民党前线阵地，进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前线指挥所采访，报道毛泽东的军队向蒋介石的首都南京进军的新闻。我来到了淮 海战役的战场，在那里，我被解放军士兵带进一个农民的草屋。"

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媒体时代，手机、短信、博客、微博称王的时代，读托平的书，让我对传统的新闻和写作，充满了崇敬。收音机发明后，有人说，书报将会由此而消失。电视发明后，又有人说，收音机将会由此而消失；网络发明后，又有人说，电视将会由此而消失。托平的作品只会让你坚信，无论传播技术如何迅猛演变，最有生命力的是一个记者内心深处用文字记录真实故事的欲火。这种用文字写作真实故事的欲火将超越数字媒体带来的任何挑战，永世燃烧下去。

在序言中，托平慷慨地感谢我对他写这本书的帮助。而在这篇文章里，我更愿讲述有关托平夫妇的故事，特别是热情为人、勤于思考、勤于写作、勤于采访、勤于倾听的精神是每一个好记者都应该具备的。

一、89岁的托平为我开车

深秋，托平夫妇听说我到了纽约，打电话约我去他们位于纽约市远郊的家吃晚饭。

“我可能要带好几个朋友去你家吃饭，可以吗？”我说。

“非常欢迎你的朋友们一块来我家吃饭，”托平说。

“我们怎么走才能找到你家呢？”我问。

“我们家在森林里。你们下了火车，得在森林小道里走大概几公里，”托平说。

“纽约天黑得早，你家又在森林里，我们会迷路的，”我说。

“没关系，我会安排两辆小车去火车站接你们，”托平说。

火车离开纽约中央火车站，经过一个过小时的行驶，纽约市远郊的一个位于森林里小车站停下。我们走出展台，发现托平教授和她美貌优雅的妻子托平夫人双双地站在车站门口等我们。

走出小火车站，来到森林旁的停车场，果然有两辆小汽车停在那里，一辆是由托平教授驾驶，另一辆是由他的夫人驾驶。我简直惊呆了，托平教授89岁，而他的夫人也84岁了。

“你们老两口怎么活得这么精神啊，89岁还自己开车？你的眼神还好吗？”我问。

“没关系，反正我已经结婚了，"托平说。"我用不着晚上出去约会了，所以眼神不好也没关系。”

“您为什么活得这么健康？”我接着问。

“因为我是记者，”他说。

“记者就活得长么？”

“记者是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

到了托平家里，托平向我展示了他正在写的一本关于淮海战役的小说和他去年出版的另一部小说（《北京书简》）。

托平教授曾经担任《纽约时报》总编辑、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荣誉教授，同时他担任普利策新闻奖评委会主席长达二十年。最重要的是，他们两口子都是周恩来总理的好朋友。我在担任12bet登录入口新闻学院常务副经理，特别请顾秉林董事长出面聘任托平教授担任12bet登录入口新闻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

2008年拉萨暴乱后，我看到海外的职工义愤填膺抗议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也采写和制作了好多报道进行反击。但西方人不信新华社、《人民日报》，也不信《中国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所以真正能说清这个问题的，最好是西方人信任的报纸、信任的记者发表的报道。这时，我想到了托平教授和她的夫人。

早在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的二十周年之际，也就是在1979年，邓小平主席亲自批准两个美国记者到西藏采访。可以讲，这是1959年，甚至1949年以来，第一次有两位西方记者去西藏采访。他们就是托平先生和他的夫人。他们去了西藏，次年出版了一部名叫《辉煌西藏》的画册。文字是托平先生写的，图片是他的夫人拍的。这本书的基调、观点完全是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书中揭露了旧西藏的农奴制。书中用大量的图片展示了脚镣、人头骨等等农奴制的罪证。但今天的《纽约时报》和当年托平先生领导的《纽约时报》不一样了。托平曾经担任《纽约时报》总编辑长达十年。我决定把他请来，由他从一个老记者的角度写一篇文章。

我跟中央有关部门和主管领导都打了招呼，他们都表示同意。这样，我就写信邀请托平夫妇到西藏采访。他们乘坐火车去西藏，沿途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风光。我告诉他们，乘车去西藏，而且我来做翻译，并照顾他们。他们非常兴奋。结果他们来中国的飞机票买了，我也把去西藏的火车票买了，西藏的旅店、采访的汽车都联系好了。

突然，就在托平夫妇要到北京的头一个星期，有关部门跟我说，上面的主管部门不同意托平夫妇去西藏。

“为什么呢？”我问，“是政治原因吗？”。

“不是，”他说。“是因为他们年龄太大，到西藏缺氧，高原反应，如果有个意外，将来对外界说不清。”

这种担忧也许是有道理的。88岁的托平这位美国大记者、美国新闻界的教父万一在西藏身体健康发生意外，真可能无法跟美国新闻界说清楚。

但是，我将如何跟托平夫妇解释呢？我不敢在电子邮件里告诉托平夫妇，只好等他们到北京后再说，怕伤害老人的心。

2008年国庆前夕，他们飞到了北京，我到机场迎接，然后把他们安排在鼓楼大街旁的珠穆朗玛宾馆。那个宾馆所在的大院曾经是清朝皇帝的祖庙。1954年达赖喇嘛来北京参加人代会时，就住在那里。现在是西藏自治区驻京办事处所在地。

我安排了两个漂亮的清华女生给他们献哈达，晚上请他们吃藏餐，喝酥油茶，青稞酒，老两口高兴得不得了。

这时，我壮着胆子说“你们已经体验到了青藏高原了，等于已经走了一趟西藏了。”

“这次你们就不用去西藏了，”我说。

刚开始，他们还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我告诉他的确是这样，中国外交部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认为他们年事已高，去高原不安全，因此不同意他们去西藏。

他说：“我才87岁啊，什么叫年事已高啊？我还年轻呢！李经理，你要知道，我妈妈活到105，我还差得远呢！”

我说：“敬爱的托平教授，除了西藏，你们去哪儿，我都安排，我都奉陪。”

“好吧，我们去徐州采访，”托平说。

2008年国庆节的第二天,我陪同托平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从北京南站搭乘高速列车去徐州。车上坐满了过节出游的旅客，游客各个都兴高采烈。一路上,年近九旬的托平教授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和孩童般的好奇，不停地向我提问题。老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到哪里，他手中都有一个小小的采访本，无时无刻都在记。真是活到老，学到老，记到老。他的夫人身背3台相机，不停地对相关景物和人物拍照。

不少乘客在徐州下车。《徐州日报》总编亲自到机场迎接我们，车站为我们打开了贵宾通道。“中国人现在生活得很快乐，“托平夫人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美国人能来到徐州看看。”

二、“淮海战役是亚洲的滑铁卢”

第二天一早，用过早餐，驱车来到凤凰山畔的淮海战役纪念馆。我上一次来淮海战役纪念馆是40年前，我刚上小学的时候随父母来参观的。那次参观留下的唯一印象是，纪念馆大堂的正中央摆放着毛主席１９６５年来徐州视察瞻仰淮海战役纪念塔时敬献的大花圈。

４０年过去了，国家拨巨款重新修建了淮海战役纪念馆新馆。并建了世界上最大的环形屏幕，上面是一幅150米长的油画，再现了淮海战役的全景。十个画家为这幅历史长卷画了八个月，邓小平在上面留有题词：“中华儿女们永远记着：你们的幸福是先烈们用血换来的。”

在纪念馆入口的说明上引用了陈毅元帅的一句话“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走到纪念馆出口，墙上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解放军战士站在总统府上的大照片。托平指着这幅照片说，“我当时就在这里。”

“滑铁卢战役改变了欧洲，淮海战役改变了世界，”托平说。“徐州应做淮海战场文化挖掘。”

纪念馆馆长亲自陪同我们参观。馆长的父亲参加了淮海战役，９６岁的父亲仍然健在。托平身边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他们不知托平是何等人物？红军老战士？美国老兵？看热闹的几个男子在猜测。一个年轻男子说，这老头有来头儿。一个小男孩凑上来，用手指着托平问：“这是什么人？”妈妈打下孩子的手说，“别指着人家，不礼貌。”

托平和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同龄中国老人攀谈合影。老人是淮海战役时运粮战士。

托平走到一副黑白大照片前停下脚步。这幅照片记录了美国在内战期间支持国民党，美国教官训练国民党兵的场面。托平夫人拍下了这幅历史图片。

“１９４９年１月７日淮海战役结束。那天我正在一农民家采访，听到共产党的炮声越来越稀疏，直到停止。我看到国民党将军李弥扮成农民逃跑。多年后，我在中缅边境采访时又遇到了他。我写报道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李弥反攻大陆，揭露美国派无人驾驶飞机投送物资给李弥。由于我通过新闻报道的揭露，美国最后派飞机把李弥从缅甸运回了台湾，”托平回忆说。

托平对淮海战役的军事进攻图有浓厚的兴趣。他指着红箭头询问解说员红箭头所指的地点。

“我当年坐着前面插着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军车在徐州前线采访，”托平说。

在淮海战役期间，托平是在国军和共军的战场上来回穿梭报道的的唯一的一名记者。他自称是一个持中立立场的记者。

“你如何表明你的报道是中立的呢？“我问。

“我当时在徐州战场采访，即采访国民党将军刘峙，也设法走到解放军阵地采访刘伯承的指挥所。经过两边对比，我发现解放军官兵纪律严明，个个都有战斗力。而国军官兵颓废，不堪一击，”托平说。

1948年１１月，淮海战役爆发前夜，他在那里对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做过独家专访。刘峙特别安排他自己的专机把时任美联社驻南京记者的托平接到徐州。

“在1948年11月25日，刘峙把我专程从南京接到徐州采访，是为了向世界显示自己必胜的信心，为了给自己塑造形象。到了徐州之后，刘峙直接把我从机场接到位于徐州鼓楼大街的花园酒店的一座小楼的二层会议室上，在这里刘峙接受了我的专访。”

“我问刘将军，国军对这次徐州会战有没有信心？能不能打赢？刘志说，没问题，你可以通过美联社向全世界人民宣布：国军三天之内必将击败共军，共军将全线溃败。”

三天之后，托平从前线阵地回到花园酒店去找刘司令，看看他的胜利在哪里。结果找不到刘将军了。在酒店里，刘将军的随从告诉托平，“托平先生，您采访完他的第二天他就跑回南京了，因为他知道这场仗肯定失败。”

“这简直把我搞糊弄了。我三天前发稿说，国军必胜。结果，国军司令自己逃跑了。这时淮海战役打响，只留了副司令杜聿明在那镇守，结果杜聿明和黄维都被解放军活捉了，”托平说。

“我1948年11月25日离开徐州的时候，徐州道路肮脏，建筑破旧，医院里的伤员拥挤。我们当时希望再回到徐州的时候，我夫人和我女儿能再来看徐州的时候，徐州会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我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能来徐州，不仅来看徐州的历史，也看徐州的现在,”托平说。

“淮海战役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的战争，从此中国开始了和平建设和发展，”我说。

“淮海战役结束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报道预言，淮海战役就是亚洲的滑铁卢。淮海战役将导致一个新的中国的诞生。这个新的中国将最终影响世界格局，”托平说。

托平把蒋介石比作拿破仑。“而拿破仑倒台之后，法国和欧洲的格局都发生了变化，英国成了大英帝国。我预言淮海战役决定了中国的崛起，决定了中国在今年（2009年）年底要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我的预言邓小平可能不会同意，但邓小平应该同意，因为他是淮海战役的总指挥，”托平说。

“淮海战役比十一届三中全会还重要。淮海战役真正地使中国走向开放，走向富强。在此之前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托平说。

淮海战役结束以后，托平回到了南京。在南京他亲眼目睹了他的预言变成现实了。

三、“选举并不等于民主”

到达徐州的第二天晚上，江苏省副省长兼徐州市委书记徐鸣书记在我们下榻的云龙湖畔的开元大酒店宴请并在饭桌上接受托平的采访。那是一桌盛宴，一天劳顿后，我低头猛吃，托平教授却低头猛记，他老伴拿着三台照相机一直在拍摄。他们老两口忙着采访，我忙着吃饭，这个餐桌好像就我一个人在吃似的。

“您是淮海战役的见证者，所以您来到徐州我们感到特别高兴。”徐省长对托平夫妇说，“大概在一周以前，我接见了一位美国西点军校的教授，大概是研究淮海战役的，最近这段时间，我也接待了国民党方面的一些将军的后人，也接待了一些解放军的将领参观纪念馆，大家对60年前的那场战役记忆忧新。事情隔了60年，我们现在都会更加真实更加客观地反映这个事件。我们真的很高兴。也希望你能多走走多看看，对我们这个城市有更多的了解。”

托平说，“我在1971年写了第一本关于淮海战役的书。目前还在写一本同样关于淮海战役的书，这本书不仅反映了中国的历史，也反映了世界的历史。从而用具有战略性的眼光看待中国以及东亚地区。”

徐鸣说，“你们在最关键的时间来到中国，1948年也应该是淮海大战最激烈的时候，那时候你们来到徐州，应当是具有很大的勇气。我们60年后再来看待这场战争，现在还能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惨烈。所以今天修建烈士纪念馆来反映这场战争，我们这座城市今后要和平，再没有战争。"

“我们关心美国的经济，若美国经济衰退，各国都顶不住,”徐鸣转换了话题。

“我觉得美国的经济不会崩溃，那些投资银行太贪婪。另外，美国共和党政府的政策也有问题。不过，美国的今天就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之后，中国走上了健康的发展之路。美国经历此危机后也会更健康，”托平说。

“奥巴马作为有色人种在美国脱颖而出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徐鸣谈到当前的美国大选候选人。

“他出自单亲家庭，从平民一步步成长起来，聪明绝顶，”托平的小女儿说。

“中国，美国，世界人民都喜欢草鸡变凤凰的故事，希望平民变总统的奇迹，”托平夫人说。

“奥巴马的父母受过高等教育，他父亲曾是肯尼亚高官，”托平小女儿不同意妈妈的意见。

“美国民族矛盾严重，黑人白人的矛盾一直是个鸿沟，奥巴马当选也许会促使民族矛盾缓解。现在是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11月我们回去时要开始选举，我们也要投票，”托平说。

“我们有15个儿孙，我只有一张票，但可以投15次。因为我让他们投谁，他们就会投谁，”托平夫人骄傲地说。

“美国投票率高吗？”徐鸣问。

“整个投票率在30%——40%,”托平夫人说。“也许因为经济危机，大家关心政治，投票率会增加。”

“上次投票率还比较高，但两党候选人的投票率很接近,”女儿说。

“在日本亦如此。东京高一些。北海道地区只有10%。欧洲一些国家，对谁当总统无所谓，”徐鸣说。

“中国从义和团到奥运会，现在进入了经济朝气蓬勃的时期。文化也很繁荣。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未来？”托平夫人问。

“中国未来还是要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随着经济改善，和谐民主也会往前走,”徐鸣说。“最近温总理参加联合国大会，一个记者问，中国的民主选举会在20年还是25年之后。温总理说，多少年我不知道，但会往那个方向走。孙中山在南京时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个过程。”

“选举并不等于民主。民主是为了让人们醒悟和觉悟，民主应为大众服务，保持文化、历史的传统，”托平说。

“希特勒也是选举出来的，“徐鸣说。

“布什也是选举出来的，”托平夫人说。

“我羡慕赞叹的是，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不忘帮助那些贫穷的国家。从北京到徐州来时，看到公路两边蓬勃的经济发展景象，这会不会占用农民更多的耕地？”托平说。

“现城市化每年增长1．2%，这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每年有100多万青年农民到城市打工，其中相当一部分生活得很艰辛。但他们在城市里再难都不想回到农村去，＂徐鸣说。

“徐州有100多万农民到上海、苏南等地打工。比如，李教授的出生地贾汪35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几乎都出去打工了。去年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是徐州人，她在上海嫁了人，成了家，她的第二代第三代肯定不愿再回到徐州。”

“为何不愿回去？”托平夫人问。

“城乡生活差距大，年轻人还是向往城市生活，也许年纪大了会希望回农村。农村的医疗保障还是比较差。但中国未来20年可能会有最大的变化。过去的20年，变化主要以工业化为主。未来的20年将是城市化为主导。民主政治也将建立在城市化的基础上。

四、“我报道了解放军占领南京”

“我们这次来中国，是在一个非常愉快喜庆的时刻，正值中国国庆。我目睹并记录了新中国的诞生，”托平骄傲地说。

淮海战役结束，托平从徐州回到南京几个月后，听到长江边的枪声，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了。那天他走在南京的大街上，远远听到了郊外的炮声。托平奔向美联社办公室去上班，准备新闻报道。

突然，一辆吉普停在他跟前。车上跳下来一个军人，看上去不像国军，是不是共军，托平也不敢肯定。那个人很有礼貌地问托平，“总统府方向怎么走？”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解放军，”他说。

“解放军已经进城啦？”托平疑惑地说。

“是的，我们已经在凌晨攻占南京城了，为了不惊动老百姓就悄悄进来了，”解放军军官说。

托平这时惊喜万状。“解放军占领南京了”，全世界可没有第二个记者知道这条消息，我是目前唯一知道的。我现在就要去邮局发稿，向全世界报道这条重大新闻。中国的“滑铁卢”战役结束了！

托平叫车来到南京市鼓楼大街的邮局。邮局只有一台发报机。此时，法新社记者比尔关也跑进了邮局。

“我要世界第一时间报道南京沦陷的消息，”比尔关说。

“我要第一个发稿！＂托平说。

两个记者都要第一时间发稿，成为世界名记者。两人最后抛硬币决定。比尔关赢了。

托平说，“那你快发吧，赶紧发。你发完，赶紧交给我来发。＂

比尔关说，＂托平，你放心吧，我以最快的速度，用最少的文字把这条消息发出去。”

比尔关在电讯稿上只写了两个英文字“Nanjing falls”(南京沦陷)，然后招手对托平高兴地说，“我的稿子发完了，下面轮你来发了。”

托平在发报机前坐下，一口气打了两个小时的字，共发了三篇稿子。第一篇稿子是快讯《今早共军进入南京，国军已经逃窜》；第二篇稿子是现场特写《解放军进南京城》；最后一篇是一篇综述加新闻背景。第二天，西方报纸刊登的全是托平的稿子，比尔关的稿子没有一篇被采用。比尔关懊恼不已。

“我到现在都一直不能原谅我自己，我想比尔关也不能原谅我，因为他一生最大的一条新闻白写了，”托平说。

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几个月后，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中共设在南京的外事委员会主任黄华召集所有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开会。黄华用中文说，“你们要告诉你们的政府，让你们的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此话一出，会场一片寂静，因为没有人听得懂中文。这时新西兰驻中国大使站起来说，我们没听明白你说的话，能否让切斯特·朗宁先生翻译成英文。黄华同意了。切斯特·朗宁大使于是站起来把黄华的话为各国大使翻译了一遍。

当时西方驻华大使中，朗宁大使是最积极并鼓动各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加拿大也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朗宁大使是加拿大首任驻华大使，是奥瑞的父亲，托平的岳父。托平1948年在南京当记者的时候，认识了正在南京大学读书的加拿大女孩奥瑞。两人常去紫金山约会。

“我在南大读书时，每天是人力车夫从使馆送我去学校上课，”奥瑞说。“当时我家住在西康路，离学校不远。但是沿途灾民很多，人在路边冻死饿死的很多。感受最深的是，当时街头常看到灾民，但蒋介石宋美龄却常搞奢侈的宴会，我和父亲也参加过。外面是冻饿的灾民，他们那儿是灯红酒绿。真是朱门酒肉臭，路在冻死骨。当时我家住的地方已变成了银行。后来搬到了西康路27号，”奥瑞说。

“后来我又搬到南大（金陵女子学院）后面住，”奥瑞说。“那是现在的南师大校园，那里的建筑保存得很好。我当时在金陵学院教外语，在南大读书。几年前回南京时已经认不出来的。现在南京是很美的城市，有很多树。南京解放后，种了很多树。”

据托平介绍，奥瑞虽然只有南京大学本科的学历，但是她是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最多的“人”，而不只是最多的“女人”，她共获得了至少8个“名誉博士学位”。她不要别人硬给她的”名誉博士“。她获得博士学位是因为她的照片拍得太好了。

五、周总理特殊关照的美女记者

在徐州的第三天，我陪同托平夫妇参观了徐州兵马俑博物馆。徐州楚王有12位，发现了8个楚王墓，发掘了4个。考古学家说，徐州有72座山，每座山上可能都有楚王陵墓。

在兵马俑的发掘现场，托平夫人手持三台尼康专业照相机在不停地拍摄。“托平夫人是世界上第一个报道西安兵马俑的记者。她当时有关西安兵马俑的照片和文字是作为《全国地理杂志》的封面文章发表的，”托平说，“托平夫人独家报道西安兵马俑的特权是周总理给她的礼物。”

托平的父亲郎宁大使，是加拿大驻华大使。郎宁和周总理是好朋友，无论是在重庆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时候，还是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朗宁大使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由于美国的压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拿大被迫撤走了驻华大使。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西方驻中国的大使还在南京，使馆还没撤。当时黄华在新中国解放的时候作为南京外事处处长，专门找了南京的加拿大驻华大使朗宁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他们不要撤走，能承认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美国政府做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蒋介石还能反攻大陆，还能回来。美国政府相信了杜勒斯的预言，不承认新中国。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通过黄华找朗宁大使劝司徒雷登大使。当时，司徒雷登大使本人也不想走，在犹豫，他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下死命令，结果司徒雷登走了。毛主席很生气，诚心诚意想留住司徒雷登，但是这个美国大使不给面子，没有留住。一怒之下，毛主席写了《别了，司徒雷登》。

“我父亲郎宁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办好，一直期待着有机会帮助新中国做些事情，”托平夫人说。

“1954年，我父亲和周总理在日内瓦关于越南问题的会议上再次相会。当时苏联、中国、美国、法国等强国开会讨论越南问题。这次会议上发生了这样一个插曲：美国派的代表是国务卿杜勒斯。周总理第一次见到杜勒斯。周总理就走过去，伸出手要跟杜勒斯握手，结果杜勒斯扭过头去拒绝跟周总理握手，当场羞辱周总理。“

“有的版本说周总理抓住杜勒斯的手了，而杜勒斯拿出手绢把自己手擦了擦放到口袋里，周总理也拿手绢擦了擦手然后把手绢仍到垃圾桶里了。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我父亲当时是加拿大的外长，他看到杜勒斯羞辱中国，觉得这种尴尬局面必须挽回，否则日内瓦谈判不会有好结果的。父亲一个箭步冲上去，双手紧紧抓住周总理的手说，‘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又看到你了。’让周围的人感觉周总理的手是伸向我父亲的，挽回了一个尴尬局面。但事实上，杜勒斯在国际谈判上想有意羞辱中国，”托平夫人回忆说。

“我是在淮海战役那一年跟奥瑞结婚的。结婚六十年，奥瑞给了他六个最好的生日礼物，五个女儿和一个中国签证。此外，还有六个外孙和两个重孙，”托平说。

1971年，美国的媒体和公众都在关注美国宇航员太空漫步。而这个时刻，奥瑞和她的父亲朗宁大使回到了中国。

1971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照片。很多人不知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两名西方记者，除了斯诺，另外一位是奥瑞·托平。由于斯诺是个美国记者，当时中国想通过斯诺向美国传递希望关系正常化的信息，而斯诺本身又写过很多报道，所以全世界只记得斯诺，忘记了奥瑞。

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把斯诺带到毛主席身边说，“这是斯诺。”毛主席说，“不用介绍，我们是老朋友。我年轻时在延安，你采访过我呀！”

毛主席跟斯诺握完手之后，周恩来把托平夫人和她父亲朗宁介绍给毛主席说，“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在重庆的时候，在南京的时候，包括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时候，他都是我们的朋友。”毛主席非常高兴地和他们爷俩握手、合影。

当晚周总理很高兴。斯诺与毛的会见、朗宁大使父女与毛的会见安排得都很成功，毛主席看上去笑得很高兴。周总理觉得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大门将要打开了。

周总理当晚在人民大会堂设晚宴宴请郎宁和他的女儿奥瑞。在宴会上，周总理心情特别好。而当时文革期间群众的武斗频繁，经济发展受阻，国际关系紧张，苏联帝国主义崛起，一直在烦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这天晚上，见到老朋友朗宁妇女，周总理特别放松，那些忧虑暂时从他脑子里消失了。

周总理斜身靠在沙发上，跟朗宁大使回忆他们当年在重庆和南京的时光，时而两人开心地一笑。周总理的英俊神态被奥瑞这位伟大的摄影记者抓拍到了，她一口气拍了几十张。在旁拍摄的奥瑞年轻、漂亮，充满了活力。在这位貌美的记者跟前，周总理很放松。

这些照片冲印出来之后，奥瑞拿给周总理看，周总理笑了，奥瑞再次抓拍。这两次拍摄的照片，一张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像，另外一张被中国政府选为周总理的遗像。

在宴会中，周总理高兴地对朗宁说，“你是第一位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来访，我一定要答谢你。”

“对我最好的答谢就是让我女儿高兴，送给她一件礼物，”朗宁说。

大使肯定高兴。因为大使不在乎自己得到什么礼物，在乎自己女儿得到什么礼物。

周总理问奥瑞需要什么礼物。“我需要在中国的独家专访和独家报道，”她说。当时，奥瑞除了给《纽约时报》做特约记者外，也同时在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拍照和写稿。那时候在《全国地理杂志》上发表照片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因为《全国地理杂志》每月一期，只有能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能抓住人们眼球的独家报道和图片才有可能被刊用。如果能登一张照片，稿费也是好几千好几万了。

“我送你一个礼物，就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文章，”周总理说。

“你一个中国总理怎么能决定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什么呢？”

“我是可以决定的，”周总理微笑说。奥瑞听后非常不理解。

当时中国刚刚开始发掘西安的兵马俑。周总理说：“你去趟西安吧。”奥瑞到了西安，兵马俑大坑刚刚打开。她被特许进入发掘现场拍摄。结果，奥瑞拍摄的照片作为《全国地理杂志》的封面刊登。全世界第一次知道了西安发现了兵马俑。多年后，里根总统还有很多国家领导人到西安去看兵马俑，主要是因为他们看了《全国地理杂志》上奥瑞的图片报道。

奥瑞最想得到礼物就是在中国与自己的丈夫托平相会。托平是个美国记者。作为美国记者，只有斯诺作为例外来过中国采访，因为斯诺本身是位进步记者。而托平当时是纽约时报的总编辑，又是著名的美国记者，他只能在香港，进不来中国大陆。奥瑞暗示周总理，希望她丈夫能到中国来，一是和她团聚，二是她能跟丈夫一块报道中国，因为1949年之后美国主流记者没有来中国报道过中国。

眼看着奥瑞就要在中国过生日了，但是奥瑞在中国采访任务十分重要，她又不想走开。过生日那天，周总理说，“我请你吃饭吧。”

周总理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奥瑞的生日晚。晚宴开始后，周总理说，“我现在送你一个礼物。”晚宴的大门打开了，她的丈夫托平走了进来。

托平来中国之后，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正面报道。美国记者从自己“联华抗苏”的战略利益出发，读者也是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那时候美国需要自己的民众对中国有好感，所以媒体不会妖魔化中国。

托平夫妇离开徐州后，飞往敦煌采访。采访之后，奥瑞写了一篇有关敦煌的特稿，并配了几张图片，刊登在美国《世界政策》杂志上。我后来是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这篇文章的。

（转自李希光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xiguang2010）